《南海名人》系列：邹伯奇—中国第一架照相机发明制造者

　　邹伯奇（1819—1869），字一鹗，又字特夫、征君，黄歧泌冲人。自幼喜爱科学实验和音韵研究，精于天文历算。伯奇的科学研究和成就是多方面的，举凡天文、数理、物理、地理和光学仪器制作等都有杰出的成果，尤以光学、天文学和数学见长，是中国第一架照相机的发明创造者。其事迹入编《清史稿》。

科学破除迷信　支持销烟壮举

　　邹伯奇生活在两次鸦片战争和广东红巾军起义的年代。资本主义国家在侵略我国的同时，也带来了一点西方的技术。邹伯奇对这点西方技术极为重视，做到融汇中西，为我所用，他结合我国各家学说加以研究，颇有建树。

　　邹伯奇不是避世的科学隐者，恰恰相反，他不仅运用天文学来破除星变迷信之说，而且在科研为现实服务方面作出过重大的贡献。同治六年（1867年），有一次他在南海学宫谈艺，有人认为道光十九年林则徐虎门禁销鸦片的那天，太白经天（即销烟引起天象异常），此后干戈不绝，因而说太白经天是兵乱之兆。他笑着解释道：“星变与灾祥无关，天象是可以预测的，明年七月太白又要经天了。”说完便即时绘了一幅图加以说明。翌年七月果然如此，大家心悦诚服。这就有力地说明了太白经天并不是虎门销烟引起的，与干戈不绝也没有必然的联系，他这项研究的意义不仅是破除迷信，而更重要的还是在道义上和科学上支持了林则徐虎门销烟的壮举，在科研为现实服务方面立下了大功。

　　在天文学方面，邹伯奇对古天文学进行了深入研究，绘制出天文图表，绘制和撰写了《甲寅恒星表》、《赤道星图》和《黄道星图》三卷天文著作，而且还制造了“天球仪”和“七政仪”，用“七政仪”形象地演示了太阳系和各大行星围绕太阳运行的情况，宣传了哥白尼日心地动说，驳斥了当时的“天动地静说”，并计算了从辛酉（1861年）开始的若干年内五大行星的年运动情况，其中包括了水星“远日之期”的预报金星离日四十度为最明的预报，三颗以上行星会聚时间和位置的预报，从而为我国近代天文学史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我国照相机发明制造者　饮誉多个科技领域

　　邹伯奇在数学、光学方面也很有研究，成就卓著。他不仅被誉为“算术称首”的数学家，著有《磬求重心术》、《求重心说》三角、几何论文和《乘方捷术》、《对数尺记》等代数论文，而且还善于把数学应用于实际，总结我国有关几何光学方面的经验，发展了沈括在《梦溪笔谈》中所阐述的格术。在25岁那年（1844年），他写成了《格术补》（即几何光学，古代称“格术”，宋以后失传。格术补即补“格术”的空白），这是一部比较完整的光学著作。他在《墨经》和《梦溪笔谈》中有关光学论述的基础上，进一步用数学的方法表述了关于反射镜、凸透镜、透镜组等成像规律以及关于眼镜、望远镜、显微镜等光学仪器的基本原理。他受“用镜取火，忽悟其能摄诸形色”的启示，便自制了一种摄影器，这就是中国迄今发现有文字记载的第一部照相机。他撰写的《摄影之器记》说记其事。在他的一篇遗稿抄本，还论述了光学原理、暗箱制作、感应版制造、拍摄、冲洗和制作等方法，在我国首次集摄影术之大成。可见，邹伯奇又是我国照相术的先驱。

　　邹伯奇还擅长测绘，在青年时代，就醉心于地图的绘制，改我国传统的计里画方的地图绘制法为经纬线绘制法，并绘制了全国地图，包括总图一幅及分图60幅，有同治甲戌（1874年）刻本《皇舆全图》一大册，还著有《测量备要》。他认为：“绘地难于算天，天文可坐而推求，地理必须亲历。”因此，在他主持绘制同治年续编《南海县志》终于有了全面的实测地图。今有石刻《浔冈洲图》和《西樵山图》传世，前者被广州市博物馆收藏，后者现藏于南海区博物馆。当时，学术造诣颇深的道光举人陈沣在《浔冈洲图》的右上方作一题记，说此地图“每一方格为一里，长短皆合二十四向不差，山水形势无不毕肖，地图至此精密极矣。”由此可见，邹伯奇严谨务实的科学态度，确实值得后人学习。这一块石刻《浔冈洲图》对研究珠江三角洲的地理是一件不可多得的历史文物；同时，亦是地理学科有较好学术价值的实物资料。

南海豪杰之士　一生绝意仕途

　　邹伯奇虽是秀才，但由于在科学领域里很有成就，1857年，他被推举为广州学海堂学长，在学海堂增设算学一门学科并掌教，培养出大批高级科技人才；1864年，当时主政广东的郭嵩焘，聘请他主持广东地图绘制局，并参与绘制广东地图工作；1866年，京师同文馆增设天文、算学等科，郭嵩焘又力荐邹伯奇去任职，但邹伯奇一生绝意仕途，潜心科学研究，“坚以疾辞”。

　　梁启超在总结中国近300年学术史时，对邹伯奇给予了极高的评价，认为邹伯奇足可称“豪杰之士”。据清代《南海县志·邹伯奇列传》称他“聪敏绝人”，“而尤精于天文历算，能萃荟中西之说而贯通之，为吾粤向来名儒所未有”。他逝世后，其子达泉寻其生平著述为《邹征君遗书》四卷刊行于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