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登贤（1905—1933）出生于南海紫洞格巷村。他是中国工人运动的著名领袖、东北人民抗日斗争的主要发动者和领导者，曾先后任中共第六届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华全国总工会委员长、中共广东省委书记、中共满洲省委书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执行委员等职务。
中国工人运动的著名领袖
罗登贤小时候只在家乡读了两年私塾，便去广州做工。不久，即转去在香港的姐姐罗才处又读了两年书后，便跟随姐夫进了香港英国皇家太古船厂当学徒。1920年4月，香港机器工人举行罢工，罗登贤所在的太古船厂工人为了要求厂方改善生活待遇争取民主权利，全厂工人参加了罢工斗争，并迫使资方答应了工人的要求，取得了罢工斗争的胜利。通过这次斗争，罗登贤深刻认识到组织工会来团结工人力量的必要。因而，他积极推动太古船厂成立工会组织，并积极参加该工会的活动。
1922年初，香港爆发了著名的海员大罢工，罗登贤和太古船厂工人积极分子李连等人立即带领该厂工人进行罢工。他们及时揭穿了香港当局和黄色工会破坏罢工的阴谋，迫使资本家同意工会提出的增加工资的要求，取得了罢工的胜利。罗登贤在罢工中表现积极，深得工友们的拥护和支持，成了工会的骨干。后来，罗登贤又和其他工运积极分子一起，组织了香港金属业工会，并成为该工会的领导人之一。
罗登贤经过一系列工运锻炼和考验，于1925年春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是香港早期党员之一。不久，震惊中外的省港大罢工爆发，罗登贤被调到香港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任秘书，协助苏兆征发动和组织工人参加大罢工。后来，他率领香港罢工海员和金属工人回到广州，被任命为香港金属业总工会中共党团书记。在罢工中，他带领香港金属业工人站在反帝反封建的第一线。省港大罢工结束后，他先后担任中共香港市委常委和广州市委委员，继续在广州、香港领导工人运动。
1927年中共中央“八七”会议后，罗登贤被选为中共广东省委委员，回广州协助张太雷、杨殷等筹划广州起义。同年12月11日，广州起义爆发，罗登贤任工人赤卫队第一联队队长，带领工人赤卫队，配合教导团等攻占了广州公安局。广州起义失败后返回香港。1928年1月，罗登贤被选为中共广东省委常委，负责职工运动委员会工作。同年六七月间，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苏联莫斯科召开前，罗登贤被调往上海，与中央临时政治局委员李维汉、任弼时等主持与领导中央在国内的日常工作。后罗登贤被选为中共第六届中央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协助中华全国总工会委员长、工委书记苏兆征指导全国工人运动。
1929年2月，苏兆征病逝后，罗登贤任全国总工会委员长，兼任中共江苏省委书记。罗登贤在从事工人运动期间，发表过许多有关工人运动的文章，如1928年在《布尔塞维克》杂志上先后发表了题为《最近城市工人运动之开展》、《反革命统治下之最近职工运动概况》等文章，对指导和推动当时的工人运动起了很大作用。同年12月，又在《中国工人》杂志上发表了题为《卷首语》一文，揭露国民党反动派杀害工人、封闭工会、镇压工人运动的种种罪行，号召全国无产阶级团结起来，推翻军阀的反动统治，建立工农苏维埃政权。罗登贤为中国工人运动作出了卓越贡献，不愧是中国工人运动的著名领袖。
东北人民抗日斗争的主要发动者和领导者
1931年春，罗登贤以中共中央代表身份，被派往东北。“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共产党坚决主张抗日，反对蒋介石卖国投降政策，并立即发表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宣言。罗登贤和中共满洲省委坚决响应党中央的号召，作出了《关于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据满洲与目前紧急任务的决议》及有关宣言、通电等，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东北的阴谋与罪行；揭露国民党反共卖国不抵抗主义的罪行，号召工农兵劳苦群众罢工、罢课、游行示威，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
同年底，罗登贤担任中共满洲省委书记后，立即把满洲党的工作重点由城市转到农村，广泛组织东北人民进行游击战争，先后派出许多优秀党员和党的负责干部分赴东北各地建立抗日游击队，为以后东北人民革命军、东北抗日联军的建立奠定了基础。同时，罗登贤还非常注意团结东北各地的其他抗日队伍，组成抗日统一战线。满洲省委的正确路线和策略，使东北地区各地的抗日武装发展很快，掀起了抗日斗争的热潮，大大打击了日军的侵略气焰，延缓了日军迅速侵占全东北的计划。
罗登贤是东北人民抗日斗争的主要组织者和领导者，他在东北抗日救亡斗争中创立了光辉的业绩。罗登贤牺牲后，1935年在我党著名的《八一宣言》中写上了罗登贤的光辉名字，把他作为为抗日救国而捐躯的民族英雄来纪念，充分肯定了罗登贤抗日救国的历史功勋。
三次被捕革命志不移
在罗登贤短暂的革命生涯中，曾经三次遭到敌人逮捕，尽管敌人对他使尽各种惨无人道的酷刑，但他始终坚贞不屈。罗登贤第一次遭敌人逮捕是在1922年。当时他发动太古船厂工人响应海员大罢工，带领工人开展罢工斗争，迫使资本家同意了增加工人工资的要求。后来资本家勾结香港当局，借口罗登贤闹工潮而逮捕他，并判处了他半年徒刑。但是，坐牢不仅没有动摇罗登贤的革命信念，相反，更坚定了他斗争的决心，使他的革命思想更加牢固。出狱后，他又立即投入了新的战斗。
罗登贤第二次被捕是在1928年2月。当时他作为中共广东省委常委，与省委代理书记邓中夏及几个常委在香港省委地下机关开会，突然遭到香港警察搜查而被捕，由于敌人找不到证据，加上党组织的营救，罗登贤等才得以保释出狱。出狱后，省委秘书问他：“你不怕再坐牢吗?”他斩钉截铁地回答说：“怕死、怕坐牢就不要革命，我虽赴汤蹈火，万死不辞。”
1933年3月28日，罗登贤第三次被捕。当时他任中华全国总工会上海执行局中共党团书记。由于叛徒告密，在上海公共租界被捕。在法庭上，在叛徒作证时，罗登贤等人与敌人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罗登贤怒斥敌法官和叛徒说：“你们给我的罪名是‘反动分子’。我要告诉你们我的经历：我在1925年帮助组织与领导了香港罢工。我现在刚从东北回来，在那边我同义勇军一道作战，打击日本强盗。我曾在上海日本纱厂帮助组织罢工。那些全是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难道这就是我被控告为从事‘反革命活动’的理由吗?”罗登贤义正词严的陈辞，驳得反动法官瞠目结舌，无言以对。后来，罗登贤等被强行引渡给国民党上海公安局。
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无理逮捕和迫害罗登贤等人的消息传出后，引起了广大爱国人士的极大愤慨。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主席宋庆龄于4月1日在上海《新闻报》上发表了《告中国人民——大家一致起来保护被捕的革命者》，揭露蒋介石反动政府的卖国罪行，热情地赞颂了罗登贤等人坚强不屈的斗争精神，说“他们全都是中国人民应该为之骄傲的典型。罗登贤是他们中间的一个典型”。宋庆龄号召各界人士一致起来保护被捕的革命者。人民的呼声使反动派惶恐万状，于4月2日匆忙把罗登贤解送国民党南京警备司令部监狱。在这个魔窟里，敌人对他使尽了各种惨无人道的酷刑，如压杠子、灌煤油、用电刑、皮鞭吊打、火针刺指甲等，折磨得他遍体鳞伤。敌人用硬的屈服不了，又用叛徒劝降，但始终丝毫动摇不了罗登贤坚强的革命意志。
4月5日，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代表宋庆龄、杨杏佛、沈钧儒等不顾个人安危，从上海赶到南京监狱，探望与慰问了罗登贤等同志。罗登贤激动地对宋庆龄等代表说：“我自始至终站在无产阶级方面，我为这斗争贡献了我的生命——什么也阻挡不了我。”宋庆龄看到罗登贤的坚强意志，非常敬佩。同时，他们代表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再次向南京国民政府提出抗议。
1933年8月29日凌晨，敌人在杀害罗登贤之前，问他还有什么话要说。他怒视敌人，凛然回答：“我个人死不足惜，全国人民未解放，责任未了，才是千古遗憾!”罗登贤昂首挺胸站在南京雨花台上高呼口号，英勇就义，时年仅28岁。
罗登贤牺牲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为了纪念他，特把江西省的信康县改名为登贤县。
公安备案编号：440605020001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