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江边最后的疍家人

小塘水上村的渔民在岸上建了简陋的房子。

　他们一辈子住在北江岸边，每天吹着江风、望着江景入睡；他们经常半夜划船到河里下网捕鱼，一晚下来网到的鱼时多时少；他们认为出海打渔是人生最幸福的选择，却不希望家里年轻人继承打渔这一行……
    进入4月休渔期，波光粼粼的北江上，几十艘一字排开的小渔船停靠在岸边。河水拍打着岸边，帆影闪闪，桅杆巍巍，动静之间显得颇有韵味，吸引了不少拍客的身影。
    老渔民彭叔推着婴儿车漫步在水上村的古道上，60岁的他一身衬衫、西裤、黑皮鞋，皮肤白皙，若不是身在这条破落的渔村，没有人相信他也是一位渔民。“这里曾经很繁华呢，出海的渔船排满江边，走在路上也能闻到空气中的鱼腥味。”彭叔说的景象在许多年前已不得见。曾经繁华的小塘水上村，如今随着陆路交通的发展而逐渐衰退，破败的门楼摇摇欲坠，荒凉的小村道杂草丛生。
    记者近日来到小塘水上村，走进这个当年渔民、水上运输工人的集居地，发现这里曾经的数百户水上人家已陆续搬迁，只剩下几十家，而真正打渔为生的不过10户人。遥望不远处的小塘城区，昊威大厦、上林苑小区……更多的商品房、公租房承接着这些最后的疍家人的足迹。
    那段渔歌唱晚的往事，或许只能通过彭伯等老一代渔民的口述，捡拾其中珍贵的回忆。
    A 渔情
    记忆里的故乡
    渐行渐远
    有别于其他地方的“水上人家”，小塘水上村的渔民们并非过着“船居”的生活。渔船对他们而言，不过是一件谋生的工具。
    4月15日下午3点，温暖的阳光中夹着微风，宁静的水上村一如往常地回响着江面上驶过的机动船的马达声。
    53岁的张杏梅舒服地伸了个午后的懒腰，然后习惯性地来到房子的架空层查看渔网、渔船、木板等工具，看到一切都在，又放心地走回屋里。
    这是一栋建筑面积八九十平方米的三层高楼房，1994年大洪水后，房子进行了重新装修、加建，现在是水上村里不错的房子了。在屋内，记者看到电视机、电冰箱、消毒碗柜等家用电器，客厅摆设很讲究，也很干净，可以看出主人家对生活的热爱。而房子的架空层下，停泊着的便是梅姨家的小渔船，与邻居家的船一艘连着一艘。这便是老渔民梅姨的小小生活圈。
    梅姨并没有水上人家的典型特征。她皮肤很好，也并不黝黑，尽管已是53岁，但面容看上去更显年轻。“现在许多有钱人动辄数千万购置江边别墅，我在这里住了近30年，每天吹着江风、望着江景入睡，这样的房子有钱也很难买到！”梅姨面带笑容地说。
    大约30年前，梅姨从清远嫁到小塘，她的丈夫便是彭叔。彭叔是家里的“渔三代”，用他自己的话说，“除了打渔，我都不知道自己还会做什么。”
    有别于其他地方的“水上人家”，小塘水上村的渔民们并非过着“船居”的生活。渔船对他们而言，不过是一件谋生的工具。“别人说渔民在水上生活一辈子，放在我们这就不适用了。因为我们只是每天花几小时出海打渔，其他时间都是在陆上卖鱼和生活的。”彭叔还清晰地记得当年的情景：“为了方便出海，渔民们都住在水上村，但当时户籍是归属凤鸣镇，也就是现在桂城三山岛所在地。像我们这样一批渔民，每天在西江上打渔，捕到的鱼虾当年都是上交集体的。后来随着该镇的撤并，就有了现在归塘中社区管辖的水上村。”
    根据资料显示，小塘水上村有户籍家庭150户，其中渔业户籍46户，大部分已买屋搬离水上村，但仍有部分在此居住，并始终以打渔为生。
    虽然“故乡”不在，但在彭叔等老渔民记忆里，凤鸣镇似乎就是这群老渔民的共同归属地，只是梦里故乡已渐行渐远。
    B  谋生
    半夜打渔
    收获时多时少
    对于渔民来说，能够“上岸”谋生就是一种“华丽转身”，要是能进厂打工也好，起码每个月的收入来得稳定。
    休渔期的这些日子，小塘水上村变得格外安静，69岁的潘欢的房子紧挨着河岸，阳台开外便是开阔的江面，一艘艘大货船从眼前来回穿梭。
    不能出海打渔，欢姨这些日子比较清闲，老伴邓耀一大早就坐公交车到桂城的医院去看耳朵疼痛这个困扰了多年的老毛病。欢姨则呆在家里修补渔网。
    “那就是我的渔船。”欢姨靠在阳台边，指了一下阳台下停靠的小船。她的渔船已经很多天没有开动过了。正所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禁渔期虽然日子落得清闲，但除了休渔结束后政府会按照每条渔船每月约1000元的补贴外，就没有其它收入来源，欢姨的心里始终不踏实。“现在刚进入打渔的旺季，但我们是严格遵守禁渔规定的，这两个月就要省着点。”
    在水上村，依然靠打渔为生的人越来越少了，剩下的基本上都是上了年纪的人。在欢姨看来，对于渔民来说，能够“上岸”谋生就是一种“华丽转身”，要是能进厂打工也好，起码每个月的收入来得稳定。她说，即使是休渔期结束后的打渔旺季，一个月打渔所得也就是那么两三千元，倘若是在冬天里，更是没鱼可打，经常一天下来就那么几条小鱼，仅能维持两餐。
    “像我们这把年纪的除了打渔就不会其他了，让我们上岸工作，能做什么？”虽然已年近70，但欢姨平日还得和71岁的老伴打渔卖鱼来赚钱生活。打渔几十年了，哪里有鱼，哪个时间多鱼，欢姨很有经验。“在白天里，阳光足，河水太清了鱼都藏起来。”她说，为了可以多网几条鱼，她和老伴经常半夜划船到河里下网捕鱼。一个晚上下来，网到的鱼时多时少，运气好的能网到几条大点的鱼，运气不好，可能就那么几条小鱼了。
    在水上村旁边有一个小小的河鲜市场，每天下午的三四点钟就开始热闹起来。这个市场原本没有，后来才自发形成，当时渔民每天都在下午的这个时候，将白天捕到的鱼拿到一个固定的地方上卖，久而久之就形成了这个市场。因为卖的都是从河里捕上来的河鲜，味道比一般鱼塘养殖的鱼要鲜美，因而吸引了不少顾客远道而来。
    在禁渔期，这个小市场变得冷清起来，不过相信到了六月份，这里会重新热闹起来。
    C  婚俗
    跨到对方的船
    就是“过门”
    渔民过去长期活动在水上，互相认识的基本上是水上人家，水上人嫁娶水上人因此成了“门当户对”的最好诠释。
    打渔人的生活是艰苦的，尤其是在以前，渔民在岸上没有房子，他们的居所就是自己的渔船。由于生活条件不好，很少行外的人愿意跟渔民通婚。加上渔民过去长期活动在水上，圈子小，互相认识的基本上是水上人家，因此，水上人嫁娶水上人成了“门当户对”的最好诠释。
    欢姨还清楚记得自己在1968年嫁给老伴邓耀的情景。虽已是年近七旬的老婆婆了，谈到老伴是怎么来迎娶自己的时候，欢姨还是一面羞涩。她说，自己是南庄人，一家都是从事水上运输行业，可以说也是苦人家了。当时经人介绍认识了小塘渔民邓耀，父母觉得女儿嫁给水上人也是生存的需要，对欢姨和邓耀的婚事十分赞成。
    她回忆说，那时候不像现在结婚那样子有漂亮的婚车，还有长长的迎亲队伍。邓耀迎娶自己的时候，是由两三个兄弟轮流划着一条渔船从水路前来。虽然小塘和南庄相隔不远，但是足足划了两个小时。迎亲的渔船船头就挂个大红花，船上载着鸡、烧肉、礼饼等聘礼，这就是渔家的迎亲礼俗了，如果两家都水上人，新娘跨到对方的船上就是“过门”了。
    由于岸上没有房子，欢姨和邓耀的婚宴就在船上。“左邻右里”相熟的船只靠在一起，酒菜在船上摆开，大家一起吃一顿。
    在1992年的时候，欢姨和老伴在岸上建了只有地面一层的小房子，算是从水上搬到了岸上生活。后来因为要防洪水，他们又加建了一层。如今，像欢姨家一样，水上村的渔民基本上在岸上都建了属于自己的房子，虽然很简陋，不过总算是过上“安稳”的生活。生活条件在慢慢改变，他们的通婚范围也不再限于水上这个圈子。外面的人也愿意嫁到村子来，而且渔民的后代更乐意在外工作和结婚。
    欢姨有三个女儿，除了大女儿也是嫁给水上人家之外，其他两个女儿都嫁到外面去了。几十年如一日和丈夫一起出海打渔，欢姨没有埋怨，她觉得这是水上人的命，不过她还是希望自己的下一代能够逐渐改变这种生活。
    D   期盼
    让下一代上岸
    是最大满足
    2012年国庆节前，狮山13户“水上村”居民终于搬进了自己的“心水房”，告别多年来的水浸之苦。
    每天早上6点至8点到小塘市场卖鱼，午饭过后夫妻俩出海打渔，工作时间并不固定，更多是看着潮涨潮退而决定“上下班”。工作看上去枯燥而乏味，不过在梅姨看来，这却是她人生最幸福的选择。
    这个乐观的女人对幸福的理解便是自由。“亲戚们来我家，笑称我住在‘世外桃源’。我很珍惜自己活到50多岁，一天也没愁过没饭吃。对渔民来说，只要动手就有饭吃，只要喜欢，就可以给自己放假。”
    一旁的彭叔连连点头，眼神中流露出无限的感恩和骄傲。
    最大的满足来自于能亲历身边的变化。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当轮渡最兴盛时，梅姨感叹自己也曾划着小船静静观看等待过渡的人们，优越感油然而生；上世纪九十年代，当金沙大桥建设时，渔民们从桥下穿行，梅姨感叹那是最壮观的美景；直至见证渡口关停、贵广高铁横贯江面、货运轮船在江面川流不息……梅姨顿时惊觉：“世外桃源”的生活是否即将画上句号？
    2012年国庆节前，狮山13户“水上村”居民终于搬进了自己的“心水房”，告别多年来的水浸之苦。梅姨的大儿子一家也是其中之一。“我的大儿子自己在小塘城区开了家手机店，一家四口现在都搬到昊威大厦，政府给他们分配了三房一厅的房子，我很满意了。”尽管已“上楼”一年半，但梅姨却从未在大儿子家住过一宿，“太不适应了，半辈子都住在水边，突然要爬六层楼上下，受不了！”
    正当梅姨兴高采烈地说着大儿子的事时，这时一个抱着婴孩的年轻妇女从楼上走了下来。梅姨起身介绍：“这位是我二儿子的媳妇，叫阿云，二儿子进厂打工，媳妇在广泰超市上班。”
    当记者邀请阿云一起谈谈渔民生活时，却不约而同地遭到梅姨和阿云的婉拒。“在我们家，从来没让后生们跟过出海打渔，哪怕一次，太危险了！事实上在水上村，现在根本找不到一个年轻人是继承打渔这一行的。”
    》记者手记
    让子女“上岸”
    是老渔民最大的牵挂
    在水上村，记者见到了许多依然坚守在水上生活的人们，他们大部分已是半百老人，从他们骄傲的眼神和欲言又止的交谈中，却能感觉到他们内心的不安。
    住在与梅姨家百米开外的树叔，是水上村典型的打渔者。他皮肤黝黑，裤管总是挽到小腿以上，低矮的房子内除了基本家具外，放满了渔网和渔具。这个简陋的家目前只有树叔和老伴一起住。他的儿子早些年已搬到上林苑小区，听街坊们说，是好不容易凑齐的首付款，现在还在供楼中。
    透过一扇不大的窗户，记者多次向树叔发出采访邀请，却被他一再婉拒了。他告诉记者，他从小就在这个村子长大，最大的希望是政府能帮助他搬迁，不是给自己住，而是给子女安身。这句话记者也曾在梅姨一家听到。一方面，这些老渔民希望继续留守这片心中的“世外桃源”；另一方面，他们又希望下一代能逃离这里，这种矛盾的心理让水上村人和这座荒凉破败的村落一样，显得缺乏青春和生机。
    这群生于水上、靠水谋生的特殊人群选择蜗居在这个小村落里，离岸咫尺却难以融入岸上的世界。因为他们的根几十年来已扎在江边，“上岸”却是他们对下一代最简单、淳朴的期盼。
    当谈起子女搬到城镇居住时，渔民们眼里的自豪让人心灵震撼，虽然有的人把毕生积蓄留给子女买房，自己依然住在简陋的房子里，甚至连社保、就业、退休金等优惠政策都享受不起，但一个户籍、一个岸上的落脚点，却成了他们一辈子的牵挂。
    策划/统筹 本报记者 黄植阳
    文/本报记者 何美芬 黄植阳 通讯员 温洁贞 杨黛梅
    通讯员 陈志敏
    图/本报记者 黄植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