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海院士风采录》系列—杜维明(美国人文社会科学院院士 新儒学领军人物)

来源:《南海院士风采录》 访问量:- 发布日期:2021-05-25 12:0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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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杜维明院士1940 年2 月出生于昆明,祖籍广东省南海县同人乡大果村(今佛山市南海区丹灶镇西城大果村)。1961 年毕业于台湾东海大学,1968 年获哈佛大学历史与东亚语言学博士学位,1988 年当选为美国人文社会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院长,哈佛大学亚洲中心资深研究员,现代新儒家学派代表人物,致力于研究与传播儒家文化。


◆ 出身名门

  杜维明祖籍广东省南海县同人乡大果村(今佛山市南海区丹灶镇西城大果村),1940 年在昆明出生。父亲杜寿俊毕业于金陵大学,主修英文和经济,考进资源委员会任职,抗战结束后选送美国深造,在台湾造船公司退休后再度赴美,酷爱中国诗词等传统文化和西洋古典音乐。外祖父欧阳耀如,江西吉安人,家名显赫,是北宋名臣、史学家、文学家欧阳修的后裔,还是中国同盟会最早的一批会员之一。母亲欧阳淑丽,曾向徐悲鸿学习艺术,肄业于金陵女子大学艺术系。杜维明自幼便受到良好家庭文化氛围的熏陶,潜移默化,对其后一生影响深远。父亲在杜维明小时,夜晚常常闭灯幽坐,和他一起欣赏旧式留声机徐徐流淌出来的西洋乐曲。正是孩童时代的这种经历,培养出杜维明先生的“听德”,这也直接影响了他后来在学术上提倡并躬践的“以学心听”。1945 年,杜维明举家迁至上海,同年读小学,1949年复迁台湾,又入台北女师附小。

  

◆ 师承名家

  杜维明正式接触儒学是在“台北建国中学”高中阶段。当时台湾教育规定《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儒家经典为大中学生必读的基本教材,对于这类与升学无关系的道德说教,一般中学生很少有兴趣,但杜维明却恰恰由此而深契于儒学之中,他的机缘在于遇到了一位出色的启蒙老师——周文杰。周文杰是牟宗三先生的弟子。周老师从全班几十位学生中挑选了包括杜维明在内的四五人,进行课外专授。他先给学生讲习古诗十九首等文学名作,培养他们对古典的兴趣,然后讲授“四书”。在高一、高二两个学年中,周老师每个周末讲授一次,并要求学生细读经注,正是从周老师那里,杜维明初步了解到儒家修身之学,了解到何为人、如何成人、内外兼修一类问题,了解到儒家的人禽、夷夏、义利、王霸之辩,也聆听了“只管耕耘,莫问收获”的教诲。从这时起,杜维明对儒家文本产生了亲和感,有了尚友千古的情思。

  周文杰老师引介杜维明认识了当时在台湾师范学院讲授中国哲学的牟宗三。牟宗三山东省栖霞人,被人称为最具“原创性”的“智者型”哲学家,是当代港台新儒家中的大家。1955 年暑假,杜维明与四五位学友旁听了牟先生讲课。又通过牟先生先后结识徐复观先生和唐君毅先生。基于这些亲炙机缘,1957 年高中毕业时,杜维明报考了牟、徐二位先生正在任教的东海大学。

  当时社会上存在厌弃传统文化、鄙薄人文学科的风气,在选择人生道路的关键时刻,也对杜维明和他的家庭产生了影响。杜维明高考以外文“状元”的优异成绩进入东海大学,有关学院择优录取,因此杜维明刚进大学第一年念的是外文系。时任东海大学中文系主任的徐复观先生不仅注重通过思想史研究意见对传统与现实政治的批评来凸显中国文化的恒常价值,而且注重中国文化研究人才的网罗与培养。他认为杜维明属可造之才,遂对他及其父母进行动员,终于在大学二年级时将杜维明转入中文系。这时候,杜维明基本确定了后来的发展方向。

  在中文系的三年中,杜维明听过牟宗三先生讲授康德、黑格尔哲学,听过徐复观先生讲授《孟子》、西汉思想史和《文心雕龙》,跟随鲁实先生标点《史记》练习基本功,还先后拜从过研究杜诗、后有研究蒙元史的孙克宽先生,研究宋词的萧继宗先生,研究白话文的梁容若先生,研究自由与人权理论的张佛泉先生,研究政治学、心理学和思辨的徐道麟先生,研究希腊哲学与文艺复兴的王德昭先生,农学家程兆熊先生,马一浮的传人戴君仁先生等等。东海大学为教会学校,但并不强迫信仰。学校开办各种课外学术沙龙,杜维明借此参加过欧美现代哲学思潮研讨,也参加过基督教读经班的宗教活动,从而接触到多种思想资源。1961年,杜维明大学毕业,获文学士学位。


◆ 海外深造

  1962 年9 月,杜维明获美国哈佛燕京学社资助,前往哈佛大学留学。在哈佛,他选了历史系的思想史专业,也常在哲学系与社会关系系听课。在那现代化理论突出的时代,他师从当时美国最具影响力的社会学家博深思,宗教学者史密斯、杨莲生、史华慈,心理学家艾力森等,从留学伊始,他便基于儒学本位而与现代学界进行许多沟通与辩难,并对现代学术予以广泛吸取和回应。

  杜维明虽然内心基本认同儒学,但总是抱着开放的心态,所以,每当和基督教等其他思想发生碰撞后,便经常反思原先接受的儒家观点。他本就不是为捍卫儒家传统而认同儒家,为的是追求真善美,也就是儒家思想中最有价值的部分,而事实上任何伟大的传统既有精华也有糟粕。幸运的是,在哈佛大学,杜维明有机会和美国顶级的人文学者及社会科学家探讨儒学。当时在美国最有影响力的社会思想学家帕森思把韦伯的现代化理论带到哈佛,通过帕森思,杜维明结识了研究轴心文明的顶级学者贝拉、研究基督教神学和宗教比较学的史密斯,又认识了比较文化学的学者艾森斯塔德。和他们交流以后,杜维明认识到,要了解儒学就要把它放在全球文化发展的视野中,也就是轴心文明中。他确信,儒家文明作为四大文明的一部分,也是轴心文明的一部分,了解儒家思想毋庸置疑。

  1966 年,杜维明在修完研究院课程并通过博士口试之后,参加了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举行的“明代思想会议”,又到欧洲作了一次广泛游历,然后回到台湾,在东海大学任讲师,开设“文化认同与社会变迁”课程,这是他教学生涯的开端。


◆ 薪火相传

  作为牟宗三、徐复观的门人,唐君毅先生的追随者,杜维明无疑深的切体验到前辈师友对儒学“花果飘零”的痛惜之情,在负笈北美求学的经历和思考,对他提振儒学的愿望与使命感越发明确。1966 年他发表了《儒家的新考验》,其中将儒学与西方现代学术理论进行了比附,提振儒学的痕迹非常之明显。至此,他决定对儒学精神价值作长期的探索。

  1967 年,杜维明前往夏威夷大学参加东西方哲学会议期间碰到了唐君毅。此时唐先生在校开设宋明儒学,杜维明聆听了五周,亲领了唐先生“像源头活水般地涌现出来”的“渊博与洞识”,他更深刻地认识到“要先认同自己个人心中之中华民族与中国生命”,“在文化生命上作个‘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的中国人,才是由具体存在通向普遍价值的康庄大道”。这一自我意识的形成与不断成熟,构成了他这一时期学术思想的特点。也是在1967 年,他发表《有关“儒学研究”的几重障碍》,开始酝酿运用新的方法进行儒学创新实践。

  1967 年到1978 年这一时期,杜维明完成了数量可观的高水平学术论著,建立了自己学术思想的根基及体系,明确了新儒家精神的研究方向。

  1981 年,杜维明告别了任职10 年的伯克莱加州大学历史系,回到母校哈佛大学,任东亚语言与文明系的中国历史与哲学教授,并担任哈佛大学儒学研讨会主持人。哈佛的学术环境,不仅带来挑战,还带给他更大的发挥空间。这一年,杜维明因直肠息肉接受手术治疗。这一件事对于杜维明后来的发展,同样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他后来说:“麻醉之前我想,如果一命呜呼,我这一生应该如何作结,墓碑上应写什么,‘一个在美国进行儒学思考的学术从业员’,还是‘现代儒学思想家’?”手术后,杜维明学思进程出现了缓慢却明显的转折。

  当时,东亚经济异军突起,亚洲“四小龙”开始与欧美竞争,体现出东亚儒学传统的深厚。思想界开始怀疑“东方儒家伦理的和谐精神无法发展现代工业”的论断。那么,“工业东亚”成功的背后到底存在什么样的动力源,就成了杜维明这一时期思考和讨论的重点。长期以来,结合人类问题进行儒学创新性诠释是他不遗余力的追求,现在更是一发不可收拾,“知识分子”、“启蒙心态”等一系列概念被提出来并持续开展讨论。


◆ 灵根再植

  这一时期杜维明频繁地演讲、参加学术性的会议和社会活动。他热切地以其学术和思想回报祖国,同时注重进一步从祖国大陆学界汲取学术和思想营养。1978 年他参加美国科学院组织的一个代表团回大陆,这是杜维明自9 岁离开大陆后第一次回来,之后他频繁地往返大陆,抓住任何机会弘扬儒学。1985 年应邀到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政治学院作关于中西文化比较的演讲。在某种程度上,杜维明已成为现代新儒学的形象代言人,是一个在国际社会人文学界有声望、有影响力的新儒学大师。

  作为现代新儒家新生代的一员,杜维明与其前辈相比,站到了一个更高的基点上。他以更开放的胸襟看待儒学在当今世界上所起到的作用及所处的地位。在他之前的现代新儒家学者,大都是试图说明儒家的内圣之学应该而且可以成为现代社会发展所需要的民主与科学的形上基础,认为科学与民主是儒家哲学本身的应有之意,因此他们都致力于说明儒家的思维方式与价值取向是同近代的科学民主精神相融合的,这一研究过程不可避免地存在着“比附”大于“论证”的倾向。而杜维明则抓住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东亚工业”社会出现的解释,部分地将现代工业社会的产生归咎于儒家文化导致的“不期而遇”的结果,体现出一种从儒学社会功能的角度对其进行解释的新倾向。

  杜维明站在人类现代文化发展的基地上,用世界文化多元发展的开阔眼光审视传统儒学,力图通过对传统的创造性转化,复兴中国传统文化,使中国文化走在世界文化发展的康庄大道上,这表达了一位海外华裔学者对中国文化的眷念之情。他“希望中国文化能实现其现代化与世界化,希望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内圣之学’得以发扬”,我们深信是有意义的。实际上,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反思,对传统儒学的“照察”,对儒教中国及其命运的分析,对“儒学第三期发展”前景的展望,不乏真知灼见,具有理论创新的意义。

  近年来,杜维明先后受聘为北京大学、武汉大学、南京大学、复旦大学、中山大学、山东大学、华南师范大学、曲阜师范大学、华中理工大学等校客座教授,任国际儒学联合会副会长、中国旅美社会科学教授协会顾问、香港城市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顾问,并担任《哈佛亚洲研究学报》(美国)、《东西方哲学》(美国)、《中国哲学史》(中国)、《人文论丛》(中国武汉大学)、《当代》(中国台湾)、《二十一世纪》(中国香港)、《明报月刊》(中国香港)、《亚洲文化》(新加坡)、《人文杂志》(马来西亚)等学术刊物的顾问或编委。

  2009 年,杜维明获首届“孔子文化奖”,2013 年1 月18 日,获CCTV 2012年度“中华之光”大奖,2013 年获得首届“传播中华文化年度人物”称号,2014 年1月8日,获“2013 中华文化人物”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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